文化夹缝中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
——浅析《围城》中的不伦不类意象
——本文发表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5
张莉霞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8级（4）班 学号200824051448
摘 要：《围城》是一部反映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说。它描绘了众多不伦不类意象【1】，主要从文化现象，人物及其人生方面进行观察，对处于抗日期间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进行幽默、辛辣而深刻的讽刺，从而揭示了尴尬人生的哲思。
关键词：《围城》；不伦不类意象；知识分子；尴尬人生；文化乱象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提到：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远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2】4钱钟书的《围城》就是这样的经典。面对《围城》这部经典，前人已经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从主题意蕴到人物形象，从结构主义、比较文学、接受美学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都有深入开掘。进入21世纪，对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这方面的挖掘更深入，学者们把研究视角更加拓宽，对文章形式及结构方面有所研究，比如对《围城》叙事艺术，讽刺风格的研究；从美学角度出发，有审美意象研究、审丑意蕴研究；对《围城》中的意象研究，比如对“围城”“古钟”等意象的深入剖析；从哲学方面，《围城》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例如王冰的《〈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思维》；此外，从语用学、修辞学的角度，如《围城》的对话意义，比喻、用典艺术的研究；现代都市文学研究，如对都市知识分子的探讨；以及颠覆式思维研究，例如刘仕海的《谈〈围城〉中方鸿渐的学位观》，对方鸿渐的学位观则是一反以往否定的态度进行研究。《围城》世界是非常广大的，对它的研究也是无止境的，从学者们研究的成果来看，令更多的读者对《围城》有更多的了解以及反思。评论界众说纷纭，但是对小说的不伦不类意象是缺乏整体研究。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到：“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3】1该作品是作家在1944年至1946年“忧世伤生”中“锱铢积累”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尴尬人生的一个映照。《围城》包含了一系列看似不伦不类却意蕴无穷的意象，围城即是迷城，令人深思。何谓“不伦不类意象”？这是形容没有特定标准进行直接简单定义或归类的物象。小说中出现了一种文化乱象，是无法按照中国或者西方的标准来界定的，它是中西文化碰撞下的产物，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它同样是不能按照传统或者现代来界定的，所以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伦不类的面貌。下面主要从作品的文化、文人及其生存现状三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伦不类意象说明现代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
一 磨合中的中西文化
“西学东渐”之风盛行的近代中国，古老而传统的文明掺入了西方的现代文明，腐朽封闭的思想文化散发着“洋气”。中西文化在磨合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尴尬荒谬的局面。钱钟书以其睿智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传统现代转型时中西文化互相碰撞产生的种种可笑的现象并予以辛辣的讽刺。
首先是邮轮上的文化现象。小说开篇点明时间是1937年，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印度洋面前行，目的地是中国，这就是不中不西的象征。
钱先生不但国学基础深厚，也熟悉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上他能够独具慧眼，客观地评价中西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在这艘法国邮轮上，我们见识了西方文化的“进步的丑陋”。邮轮象征着西方文明的进步，可是船上的人群及环境却表现出格格不入的丑陋面貌。对西方人，例如“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3】1，思想上与行动上的不一致，把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协调做了理性地批判。在中国人一方，受几年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留学生归乡心切，希望为祖国排忧解难，在难耐的寂寞中借“国技”麻将来排遣，又追随了世界潮流。这就是“忧国忧民”的留学生，打发无聊光景还要光鲜地粉饰，在作家诙谐的笔调中可见其虚伪，媚外之丑陋。鲍小姐被人戏称为“熟食铺子”，又有人称其为“真理”，由“真理是赤裸裸的”和她的局部赤裸推出其为“局部真理”，“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3】288，钱钟书这番别有意味的用典，可见鲍小姐是被否定的人物，其是庸俗的肉欲的化身。再加上鲍小姐是混血儿，有中国的成分也有葡萄牙的成分，象征了她身上的多元文化，不是纯粹的“本土文化”，亦如“不伦不类”文化的象征。
其次是教育领域的文化现象。就拿“留学”现象来说，作者还做了一段精妙的解说：“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3】7由此可见当时的“留学热”不亚于当下，对当时人们那股崇洋的媚俗以及民族的虚无主义做了冷静地讽刺，同时也对西方文化冲击传统文化的现象作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审判。像方鸿渐一类的知识分子出国留学不仅仅是一种时髦，更可以看出当时国民的价值观——崇洋思想的膨胀。在小说中，方鸿渐曾说过：“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了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3】64，可见这一时期的大批知识分子醉心留学犹如《儒林外史》中读书人醉心科举一样。同样在三闾大学要实行西方的导师制，结果在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组装下有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导师制，不伦不类，真的是“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3】176“想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的东西来一件，毁一件”【3】176。中国战时的高等教育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只是盲目地追求外来的东西，而忽略了自身的教育实情。
再者是当时社会生活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西方文明刚刚进入中国这片闭塞传统有着浓浓的封建思想的土地上时，“中西合璧”的现象太多了，小说更是以其饶有趣味的调侃语调嘲讽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掺杂一起产生的不伦不类现象，如“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3】27，而大城市的张太太更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典型代表，“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这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里念佛”【3】35，在战事不稳的年代里仍忘不了迷信，“天天念十遍‘白衣观世音咒’”【3】35，求菩萨保佑。在这种表象里亦可以发现中国文化中守旧腐朽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不可否认的是，新生事物刚刚萌芽时是会受到无可预料的阻遏势力，西方文化有其科学先进之处，它冲击了中国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封建文明，旧的文化体系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那么势必要被瓦解，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要构建新的文化体系，方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最后是西方文明下的封建守旧势力的现状。在新旧文化交替的转型时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磨合阶段，而且还有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在方鸿渐所在的封建大家庭中则有鲜明的体现。方鸿渐的父亲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家长式的人物，迂腐守旧，处处以封建传统道德和文化思想武装自己，也以其特有的“一家之主”的威严干涉着他的子女。当方鸿渐负气从丈人家里搬出来，并拒绝吃周家的四色路菜，方遯翁特在日记上添了一条“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高兴儿子效仿古人的“德行”，并且“方遯翁的迂腐和他在儿女婚姻问题上的专制态度已对儿女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的抑郁与变态，而他不但不以为然反而得意非凡”【5】。方遯翁在固有的封建观念上接受不了新思想、新观念，“五四”以来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依然是他眼里的洪水猛兽，他不同意儿子儿媳妇这对“新新人类”的生活观念及家庭模式。他认为“女人的责任是管家”“对丈夫要服侍得称心”，他还希望作为知识女性的儿媳要遵守传统妇道，不要抛头露面在外工作，更不可能比丈夫赚钱多，否则“丈夫还能振作乾纲么”，这些都加剧了方孙二人与方家的矛盾，同时也影响了方、孙二人刚刚建立的情感。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孙柔嘉相比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要成熟多，面对方遯翁管治下的迂腐封建家庭里的长幼尊卑的人伦礼教，婆媳间互不理解，妯娌间明争暗斗是无法忍受的，连方鸿渐也感慨“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大悟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间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封建旧家庭和受现代文化影响较多的方、孙二人的小家庭之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挣扎在不伦不类的中西文化夹缝中的二人是“左右为难，受足了气，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3】253。作者以小见大，从方遯翁一家来看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毫不留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没落的中国封建的文化体系，尤其突出了它在现代文明下显得垂垂老矣的腐朽气息，尖锐而深刻。
《围城》针对中西文化相汇撞击产生众多的荒诞的社会现象，作家不做全盘否定或肯定，而是用文学加以表现，直面不伦不类的社会百态，在令人捧腹之余，也向人们道出作家内心的“忧世伤生”。在这样的时代下，知识分子的生活背景被勾勒出来，跃然纸上，令每个时代的读者能切身感受到当时那个无奈而又尴尬复杂的社会风气。钱钟书在《围城》中能理性地站在中西方思想的交汇点上，客观真实地审判二者，至今也没使作品丧失它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二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
钱钟书在《围城》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各具其态。小说主要是写了大都市上海和三闾大学两地的知识分子。大都市上海是体现现代文明的摩登城市，同时也是战乱中的孤岛，活跃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着时代的影子，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种种姿态，都逃不过钱钟书先生那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人性本质的透视力。
小说中苏文纨虽然对方鸿渐芳心暗许，却仍玩弄着方鸿渐与赵辛楣为其争风吃醋，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变态的欲望。方鸿渐要追求的是浪漫的爱情，不是苏文纨，惟有被认为“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的唐晓芙才是，一副天然的可人形象令方鸿渐难以自拔，他对唐晓芙是真心的，随着拒绝苏文纨，也对唐的爱无法持续。在“爱情的围城世界”，赵辛楣对苏文纨，苏文纨对方鸿渐以及方鸿渐对唐晓芙的爱都是单向的，一厢情愿，注定是要受伤的。他们各自都追逐不到理想的爱情，“心理仿佛黑牢里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3】114这种富有深意的哲思体现的不仅仅是爱情，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困惑，更多的是无奈。方鸿渐希望摆脱苏文纨又不愿伤害她，又希望能走近唐晓芙，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可是他最终失败了，弄得伤痕累累。方鸿渐最后一次的情感是与孙柔嘉的婚姻。在赵辛楣的别有用意的举荐下，走出失恋失业的窘境，前往三闾大学的路上遇到了孙柔嘉，在大学中，校内的舆论重压及孙柔嘉用心良苦撒下的情网，使方鸿渐“被订婚”了，二人在香港完婚。曾幻想过浪漫甜蜜的爱情的方鸿渐此时觉得“心境老了许多”，不再有像对唐晓芙那样的情感了，反倒认为“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的资本了”【3】232。主人公就是这样受伤后又急于给自己找安稳的归宿，陷入了与孙柔嘉的婚姻的“围城”。方鸿渐发现婚后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更是两个家庭的磨合，连他最初认为很柔弱、很无助的孙柔嘉也判若两人，她“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后来在她的姑妈的影响下，独立的她更加精明、武断，深陷婚姻“围城”中的他犹如处在囹圄之中，精神上都戴着孤独无奈的枷锁。
《围城》中写的上海的一群知识分子在当时可以说是社会的宠儿。在以苏文纨为代表的文化小圈子的知识分子却表现出接受中西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那种虚伪文化人的丑态，不学无术却故作高雅，荒诞的言论，令人对其不伦不类的姿态嗤之以鼻。像张吉明、沈太太、苏文纨、曹元朗、褚慎明、董斜川等人物，以半中半洋的语言来“秀”自己的与众不同，要不就假装饱学之士特谈诗歌、政治、哲学等等。张吉明为美国人的买办，说话中英文并用，对唯一的女儿也是包装得洋里洋气的，“不惜工本地栽培，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制造的洋时髦、洋姿态，无不应有尽有”【3】32。同时夫妇二人骨子里“保有他们家乡传统思想，以为女孩子到二十岁就老了，过二十还没嫁掉，只能进古物陈列供人凭吊了”【3】32，洋气的外表里却有传统落后思想，这个三口之家真是“中西合璧”恰到好处。苏文纨为留学博士，却抄袭外国民歌作为自己的独创。“四喜丸子”曹元朗不伦不类的《拼盘姘伴》诗作更是荒谬离谱，是个附庸风雅的不学无术之人。褚慎明挖空心思攀交外国哲学家提升自己的名气，是个爱慕虚荣的假哲学家。曾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师参赞的董斜川，一位“英年洋派的人”，说话“口气活像遗少”，好作旧诗，“一开笔就做的同光体”，说什么“陵谷山原”，连苏东坡都不在他的眼里。方鸿渐文科出身，都对他的“泼眼空明供睡鸭，蟠胸秘怪媚潜虬”“秋气身轻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感到晦涩难懂，其他人照例装内行虚假称赞，而董斜川却表现“客气地冷漠”，董斜川自信自己很有旧学造诣，实在是可笑。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再加上他们对西方文化肤浅了解，体现他们中西混杂的文化思想，反映了他们不伦不类的可笑之态，流露作家对其的否定，并且抱有一定的忧虑情愫。
另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圈子是三闾大学，这里没有学术氛围，不是一方净土，是流言蜚语肆虐之处，也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舞台。三闾大学聚集的从事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犹如乌合之众。从校长到训导处主任，无一不是丑陋的。透过他们，可了解当时教育界乱糟糟的局面。在民族陷入危难时，偏安一方的三闾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有不一样的生活，这里充斥着虚伪、虚荣、贪婪、做作。方鸿渐、赵辛楣、孙柔嘉等人的离开说明了“三闾大学”又是一座围城，在当中有无奈，有矛盾，有失望，唯有“逃”。首先是在前往三闾大学的湘西道上，钱钟书塑造了一个经典的丑角——李梅亭，如赵辛楣所言“眼睛白多黑少，是个淫邪之相”，身旁的笨重大铁箱仿佛就是他丑陋人格的化身。他又是个投机分子，偷偷带药物到内地，然后高价卖出，路上与寡妇、妓女搭讪，在路旁偷吃烤红薯的可笑狼狈样等等，令人对他啼笑皆非。李梅亭作为高松年的老同事被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结果却被教育部次长伯父汪处厚代替，他的退让的条件是“学校照他开的价钱买他带的西药”，这就是李梅亭的手段，后又成为训导处主任，在导师制讨论会上也闹出许多可笑的提案。除此，还有会上的“部视学”专家，他的特点是“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这种可笑的卖弄令人鄙夷。“老科学家”高松年这位三闾大学最高领导人，他深谙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3】153认为生物学上的“适者生存”是天经地义的。他好玩弄权术，随意调动教授与副教授职位，又是酒色之徒，热衷下属之间的私事；还有陆子潇、顾尔谦等势利、虚荣之辈，汪处厚等结党营私之流；更有高超的学术骗子韩学愈，“要掩饰口吃，他讲话少、慢、着力，仿佛每个字都有他全部人格做担保”，伪造学历，满口谎言却表现得比任何人都“真实”，与招摇撞骗的“江湖人士”无差，这就是三闾大学教授级的人物。韩学愈还曾经要他的“美国籍妻子”在外国语文学系当教授，遭到刘东方的拒绝。一个连英文都不会讲的所谓“美国人”要教英文，不可思议，确切地说是天方夜谭。在这个高等教育学府里，人际关系复杂，就连育人的教授都是如此儿戏，体现了作家对当时那种不堪设想的教育腐败现象的鄙夷，揭示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不伦不类的弊端以及旧的教育体制急需整顿改革局面。三闾大学没有方鸿渐的立足之处，一本《共产主义论》将他彻底地推出了这座围城。因为被聘来到三闾大学，由教授降为副教授，到最后什么也不是离开了，生活与方鸿渐开了玩笑，这个曾经尴尬地来到三闾大学的知识分子同样带着尴尬离开了再次回到上海，人生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可是这次是走进了另一座围城而已。每次方鸿渐都是没有足够清醒，未来得及省察清楚就开始了新生活，接连不断的尴尬在持续，作者在他身上表现了同情，这些或许正是这个“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知识分子的悲哀！
三 围城中的尴尬人生
上述内容曾被有的学者以留洋求学、现代教育、女性解放的三大“围城”论调[6]86-99有所涉及，但是对尴尬人生的几种意象则几乎阙如。《围城》以不平凡的笔调记下一个平凡知识分子方鸿渐一波三折的生存现状，在他身上活生生地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影子，他一度尴尬迷失，产生困惑、失望、孤独，生发出一个“围城人”无限的无奈情绪。
“围城人”的人生是一直在“逃”，一直在“旅”的人生，在尴尬境遇中隐藏着浓郁的不安感。主人公方鸿渐由国外回到国内，从上海去到三闾大学，再从三闾大学回到上海，每一次都是尴尬地“逃”，然而每一次都是充满不安的“旅途”。如在战乱年代中，方鸿渐等知识分子逃往三闾大学的情形是一种时代的缩影，这段颇为尴尬的旅途是一种人生的缩影。途中有“亚欧大旅社”的热闹，旅店的“蚤虱臭虫”，还有商人的投机欺骗、军人的匪气、妓女的忸怩作态、老板伙计的唯利是图，环境恶劣加上人心叵测，令尴尬的逃亡人愈加不安。又如在宁波到溪口这段路途中，丑角李梅亭爱惜雨衣宁被雨淋，孙柔嘉将太阳伞借给他，却不料绿绸伞被雨淋得脱色，使“李先生的脸也由黄转绿，胸口白衬衫上一摊绿渍，仿佛水彩画的残稿”。钱钟书此处的“伞”【7】98-99是颇有寓意的。“伞”本是给人遮阳挡雨的，有保护人的意味，但此次仓皇地逃生路上，“伞”却遭到损坏的命运，这一意象暗含了有用之物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也会遭到灭亡。失去人生的保护伞，愈加凸显了围城人逃亡旅途中的不安感。
“围城人”的尴尬的人生背后也蕴藏着深邃的孤独感。主人公方鸿渐经历了他的失恋后，痛苦万分之余不觉有“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3】90人生的孤独之感油然而生，失去了精神追求，仿佛被遗弃的废物，在某个角落暗自伤神，人物的尴尬处境体现人物的精神悲剧。从赵辛楣、苏文纨、方鸿渐的单恋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可以得到的，总在追逐得不到的。最后方鸿渐与赵辛楣成了“同情兄”，一道去了三闾大学。看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方鸿渐又怎能知道现实是一座座“围城”高筑而成的呢？方鸿渐的性格是懦弱的，方鸿渐从爱情的围城里逃出来了，总结到自己是走不进他人的天地，而自己的天地是谁都可以进来的，这种鬼似的人生展示了人物不被理解的痛苦，正如学者夏志清所说的“《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8】385。此外，方鸿渐的人生孤独感还体现在他在三闾大学的经历。经过长途跋涉所到达的三闾大学，是充满了混杂的空气，领导的欺骗虚伪，同事的勾心斗角，制造舆论的压力，令自认清高的方鸿渐与他们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孤独，“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9】161。方鸿渐留学时看不起大学文凭，不屑用它来做敲门砖，而韩学愈却能冠冕堂皇地拿着假文凭成为系主任，招摇撞骗，在这里方鸿渐又不自觉成为他的一个“地狱”；加上赵辛楣被诬陷逃走，与刘东方成不了联盟，方鸿渐愈加感到孤独和尴尬。“刺猬”的比喻既说明了人际关系，又表现了围城人的一种人生，身上的“刺”象征着现实的打击，同时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无奈。最终一本《共产主义论》让他继续“逃”的人生，一直深感被冷落孤立的方鸿渐突然有学生来话别，“感觉地欢喜”，过后不免有种“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的伤感。鬼似的人生加上“刺猬”的人生，将主人公的无限孤独感彰显无遗。
方鸿渐从上海到内地，又辗转回到上海，虽回到原点，但无法回到过去。此时的方鸿渐的尴尬人生背后充满了无用无力感。首先是方鸿渐在上海的小家庭受到方、孙两个大家庭的干涉，与妻子孙柔嘉疏远了，感情也出现了裂痕，一次在愤然离家的途中看到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篮中的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忽然联想到自己正像他篮里的玩具，这个年头儿没有人过问”【3】278，此时的方鸿渐认识到自己是无人问津却又无能为力的人，再次失业的方鸿渐加上婚姻生活的不顺利，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的情感。其次是方鸿渐没有让自己跌入崩溃的极限，回家后夫妻争吵一发不可收拾，孙柔嘉四个“Coward”像鞭子一样想要鞭出她丈夫的胆气来，并顺手抓起桌子上一个象牙梳子尽力扔他。梳子蹦到地板上，折为两段。此时“梳子”这个意象涵义更加丰富了，象征了方、孙二人的关系由“梳子”的亲密变成了“梳断”的疏远。在前往三闾大学的途中，在三闾大学的教学中，再到一步步使得方鸿渐“被订婚”，“被结婚”，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逐渐亲密起来，在这样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婚姻，加上方鸿渐比较懦弱，比较犹豫的性格，以及许多生活的小瑕疵的干扰下，这段感情生活逐渐失控，导火索点燃后，面临的结局是不可收拾的。“梳子折为两段”给方、孙二人的婚姻画上了句号，方鸿渐又回归了一个孤独者，梳子般的人生愈显得苍白无力。最后值得关注的意象是“古钟”。第一，小说中这个“慢走”的老式自鸣钟是方家的“祖物”，它出现在进步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是一种守旧的象征，同时也无法避免落伍的尴尬。第二，“古钟”亦可以认为是主人公的钟情。方鸿渐钟情他的人生，在教育、爱情、事业、婚姻中，他都曾经追求过、钟情过，可是学无所成，失恋、失业、失去家庭的尴尬悲剧都一一上演，都无情地记录在这架“落伍的计时机”中。第三，这架“老钟”虽然能够摆动，可它的钟摆永远不能摆出钟的框架[10]，加上它落伍的步伐，展现给人的永远是不合时宜的尴尬。正如方鸿渐的人生经历，他是社会人，走不出社会这个圈子，没办法脱离社会规则而独立生存。正如他曾说的“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3】151由此，以上“玩具”“梳子”“古钟”一样的人生，使得这个“围城人”的人生附带了无用无力之色彩。
“文学中的意象系统，正是这种被文学家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人生境界。在这里，作者把人置于一个有着特定空间限定和时间变化的沧桑世界之中，使之成为人们观照自身人生的‘特写镜头’，在这里，人们可以观照到多元人生的交响组合，可以品尝到种种人生况味，可以体验到从喜怒哀乐到焦虑荒诞等等情感状态，进而导向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和人生意蕴的领悟。”【4】280小说题为“围城”，同时也展示了人物“围城”似的人生。围城中的尴尬人生，充满了困惑、隔膜、荒诞。“逃”“旅”的人生，令人无限不安、无奈、困惑的是为什么人总是被动地在围城般的社会打转；“鬼似的人生”和“刺猬”的人生，令人感到隔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的捉摸不定，生活在同一圈子的人，既需要互相帮助，但又不能亲密过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逾矩，则是破坏了人际交往规则，会受到惩罚。像玩具、像梳子、像古钟的人生是荒诞的，但又像是现实人生的反映。
处在中西文化相碰撞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中国面对日寇入侵的战乱社会格局中，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社会现象以及知识分子的人生处境的“特写”，《围城》展现了一幕幕荒诞可笑的画面，在不伦不类的意象交替中，可见作家的匠心独运。围城者，迷城也，知识分子方鸿渐的尴尬处境，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悲剧色彩，又表现出整个人类“围城”似的人生况味，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社会现实性。
参考文献：
[1]“不伦不类意象”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黎保荣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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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冰.《围城》的钟摆意象与存在主义哲学思维[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THE AWKWARD LIF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CULTURAL SCISSORS
——About the nondescript image of Fortress Besieged
Zhang LiXia
The Depa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lass4, Grade 2008 NO.200824051448
Abstract: As a great work about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Fortress Besieged
Analyses the awkward life from the nondescript image which relation with the culture, character and his conditions.
Key Words: Fortress Besieged, the nondescript image, Intellectual, the awkward life, the awkward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