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1（ 7）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级（2）班  200724051415

 

摘要：《官场现形记》和《国画》都是各自时代描述官场百态的现实主义作品，对认识各自的时代、社会有一定的作用。两部小说中主要官员的交际关系网络各有特点，既有相同的也有差异。对比分析其中的异同可以帮助了解时代和社会特征，也有助于了解作者对各自时代官场的情感态度和写作意图等。

关键词：《官场现形记》；《国画》；官员；交际关系网络

 

 

一、       研究综述与概念

 

古往今来，官场就是一种敏感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它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涉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敏感神经，因而官场向来被文人墨客所重视，古时候有“学而优则仕”，当今又有“考公务员热”。官场，不仅是政治生活的聚焦点，各种社会力量交汇、交锋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关乎民生、关乎社会整体状态的重要力量，因而，官场上的各种形态也历来为文人、作家所关注。文学史上对官场的谴责、对腐败无能的诅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古代文学《诗经》里面的硕鼠、《离骚》里面“党人”，杂剧里面的庸吏，乃至民间歌谣里面的昏君等等，自始就是人们讽刺的对象；近代文学中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都是讽刺、批判官场及官员的各种怪状的专著；在当代文学中，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是出现了“官场小说”热的文化现象，产生了一批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张平的《抉择》、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田照东的《跑官》……对当下的官场及其人与事进行了形式各异的观照。

评论界对当下的“官场小说”热现象也进行了分析研究，但着重点一般都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探讨：一、这个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和意义，如陈兴伟的《新时期官场小说兴盛的原因及其意义》[1]论述了官场小说的兴盛的原因以及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二、典型作品中典型人物形象分析，如陈爱平的《朱怀镜形象变化及其原因初探》[2]运用文本分析以及心理学、 社会学等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对《国画》和《梅次故事》中的朱怀镜进行深入的分析 ,追本溯源 ,认为这种角色的改变源自创作主体内心的变化；三、分析研究小说的叙事伦理，如马航飞的《论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3]从叙事伦理入手探察当前官场小说的精神内质，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当前欲望叙事的自由叙事伦理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型；四、政治文化对作品的影响，如罗四林的《政治文化与当代官场小说略论》[4]探讨了政治文化对当代官场小说的影响。当前的评论研究大多都是从个别作品着手进行研究。当然，也有较少论者从全局着手指不足，探出路，分析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的创作缺陷与不足，并指出未来“官场小说”创作的出路，如《“现实”的迷局：官场小说突围的掣肘》[5]。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很少论者用专篇来把当代的“官场小说”与近代的“谴责小说”进行对比研究，更没有论者把小说的中的人物交际关系网络当成研究对象来研究。

鉴于此，本文针对当下“官场小说”热这一文化现象，选取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为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首的《官场现形记》以及在当代 “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王跃文的代表作《国画》进行对比研究，从两部作品的“场”，即文中的主要官员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分析、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以观照近代当代官场及其人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和影响因素，简要分析作品的意义所在。

那么，有必要分析“场”的概念。官场、官场，有官就有场。 “场”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某种活动范围”，具体放到“官场”那就是指官员的活动范围，而活动的主体是人，参加一个活动具体表现为一种人际交往，所以官场的“场”其实就是指官员的人际关系。

那何为人际关系呢？已故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教授主编的《心理学大辞典》是这样解释的“人际关系是社会的一个侧面，其外延很广，包括朋友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同志关系、师生关系等等。它受生产关系的决定和政治关系的制约，是社会关系中较低层次的关系。同时，它又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中，是社会关系的‘横断面’，因而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关系。”[6] 形象地说，人际关系就是一个无形的网，每个人都在里面打转，可是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也挣脱不了，但它又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可以这样说，人际关系“是一种紧紧依附于人的看不见的文化现象”[7]。官场中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部分，但由于这种关系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方面联系紧密，所以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官员的人际交往往往又侧重于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而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对官员的仕途影响不大，而且两部作品也都较少提到,所以本文不作重点分析。当然，也有例外的，如当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趋向于朋友关系时，那影响就会扩大。

下面尝试阐述晚清作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当代作家王跃文的《国画》中主要官员的人际关系的异同及其意义。

 

二、       二者之比较

 

（一）     作品主要人物关系网络

晚清作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部比较有分量的小说，它以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对晚清的吏治进行了总体的解剖，上至军机大臣，下至佐杂胥吏，全方位地对晚清腐败无能的官场及官员进行强烈地批判、抨击，被胡适定位为“一部社会史料”[8]。

《官场现形记》本身是由多个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连缀而成，不同故事的人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每个故事的“场”,如官员与上下级、利益朋友、娼妓、洋人等等的关系值得关注,每个故事的“场”都反映出当时官场的一种现象。

以下举例分析小说中的“场”：

1、在陶子尧的故事中，人物的关系网络是以陶子尧为中心展开的。陶子尧与山东抚院、他的姐夫、刘瞻光、魏翩仞、仇五科、新嫂嫂、王道台等人组成一个“场”。“场”中山东抚院、王道台与陶子尧是上下级关系，他的姐夫与他既是上下级关系同时更是亲戚关系。他与魏翩仞、仇五科是一种买卖关系，与新嫂嫂则是一种嫖娼关系。

在这个比较简单的官员人际关系网络中，主要是官员与妓女间的嫖娼关系，以及官员与商人的买卖关系，反映了当时官场中官员生活腐化堕落、官商勾结联合骗取国家巨额财产的腐败现象。

2、在周老爷、胡若华、庄老爷等人的故事中，胡若华、周老爷、黄仲皆、文七爷、赵不了、妓女（龙珠、凤珠、玉仙、兰仙）、鲁总爷、庄老爷、捕快等人组成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中没有明确的核心人物，各自成一个小网络。刘中丞与胡若华、戴大理、庄老爷等人是上下级的关系，戴大理、庄老爷、文七爷、黄仲皆、等人是同僚关系，胡若华与龙珠、凤珠两姐妹、文七爷与玉仙、赵不了与兰仙都属于嫖娼关系。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关系网络，在网络里面主要是嫖娼关系、官僚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以及同僚关系。通过人物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他们交往当中的所作所为，明显地揭露了官场中官员无能、官官相护的官场现象。

3、在贾润孙的故事中，重点是贾大少爷与黄胖姑等人的利益朋友关系，以及贾大少爷与华中堂等人的上下级关系。贾大少爷希望通过黄胖姑、华中堂等人的关系来捐一个二品大官做。假如贾大少爷缺少与黄胖姑等人的交往关系，那无论他有多少钱也都捐官无门。通过贾大少爷与这一批人的交往以及所为，揭露了黑暗腐败的官场中权钱交易的丑恶现象。

由于《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由数十个互相独立的故事组成，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就有数十个，但个中多有雷同，且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举例分析。

 

《国画》是描写当代官场中官员日常生活、世俗百态的典型代表。作者王跃文曾在官场摸爬滚打过十几年，对于官场中事，他几乎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他在《国画》中向世人展示的是传统小说难得一见的日常化与世俗化的官场生活。《国画》正如其名，本身就是一幅当代中国官场的风俗画和浮世绘，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的官宦沉浮、情感变化、灵魂扭曲为线索，通过对荆都市一幅幅台前幕后世相图的传神描写，生动刻画了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或边缘的官员人物形象，如城府深藏不露的荆都市市长皮德求、圆滑世故的乌县县委书记张天奇、狡猾阴险的江湖骗子袁小奇、美貌多情的酒店经理梅玉琴等，作品对这些人物的独特神貌和所遵循的游戏规则都作了镜子般的映照，是一部描写官场原生态的小说。

小说围绕主人公朱怀镜的官宦沉浮、情感变化、灵魂扭曲为线索展开，书中所出现的人物都与朱怀镜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朱怀镜为了实现官职的升迁，而千方百计地找靠山、找借口送财物，精心编制了一套官场“公共关系处理系统”，钻进权力人物所属的小圈子，为日后的飞黄腾达做好铺垫。

他的人际交往（如下图）大概分为四类：上下级之间的交往（如皮德求市长等八人）、官场上那些“利益朋友”之间的交往（如裴大年等十二人）、纯粹意义上的朋友（如李明溪等四人）、亲人（陈香妹等三人）之间的交往。

 

皮德求 （市长）

司马副市长

柳秘书长

覃原（分管财贸的副秘书长）

严尚明（公安厅厅长）

刘仲夏（办公厅某处长

韩长兴（行政处处长）

邓才刚（财贸处副处长）

李明溪（画家、不懂世故）

曾俚（记者）

卜未之（字画装裱匠）

贺方儒（教授）

张天奇（乌县县委书记）

裴大年（私企老板）

方明远（皮市长秘书）

陈雁（记者、皮市长情人）

皮杰（私企总裁、皮市长大儿子）

袁小奇（江湖术人）

黄洪达（袁小奇秘书）

鲁夫（作家）

圆真大师（荆都寺主持、政协委员）

宋达清（某派出所长）

雷拂尘（龙兴大酒店总经理）

朱怀镜（副处长→处长→副厅长）

利益朋友

情人

真朋友

四毛（陈香妹表弟）

陈香妹

琪琪

梅玉琴（龙兴大酒店副总经理）

 

通过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出朱怀镜人际交往的主要对象以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中与上级领导、利益朋友是他最主要的交际对象，纯粹意义的朋友、亲人的交际是比较少的（如上图所示，起码交际对象的人数远远不如另外两种关系；事实上，交往的次数和频率也都远远少于两外两类人）。与上下级、利益朋友的大范围和多频率的交际表明了朱怀镜的权欲与物欲的膨胀，与梅玉琴的相处则体现了他的性欲的膨胀，而与李明溪、卜未之等朋友的交往则是一种精神灵魂的需求。

（二）相同点分析

从两部小说的主要官员的交际来看，上下关系、情人关系（包括嫖娼关系）、利益朋友关系是两部小说共有的人际关系。

强调上下级关系，从侧面映射出中国文化中的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官本位”意识源远流长，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学而优则仕”，古时候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官员的生活与平民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做官往往就意味着享受。而“官职又分为上下九等，叫做九品”[9]，每一品的待遇相差也很大，等级极其森严。在当代的官场中等级虽不如古时候那样森严，但仍被众人严格区分。所以，无论是晚清时期的《官场现形记》还是当代的《国画》都十分重视官员之间等级差别的描写。

例如《官场现形记》陶子尧、周老爷、贾润孙等三个故事中的人际关系是较有代表性的，三个“场”中，第一个“场”主要是上下级关系和官商关系，第二个“场”是上下级关系，第三个“场”是“利益朋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可见上下级关系是主导的。与《官场现形记》相似，《国画》中朱怀镜的上下级交往也反映了当代官场的规则，尤其是那些没有明文规定的潜规则。两部小说都通过官员的上下级交往，一一展现了官场中的种种规则，将人们习以为常的官场中的人和事的可笑、可鄙、可恶等不合理因素一一展示出来，令人惊愕、诧异，发人深省。如朱怀镜从车头绕过去坐进了皮市长的车，引起皮市长的不悦。从车头还是车尾绕过去上车本是一个微乎其微的细节问题，可是却会引起皮市长的不悦，这读来不能不令人震撼和心惊啊！

两部小说都同样强调了官员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上下级关系，体现了“官本位”意识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深远，同样这也体现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对这一传统思想提出异议和批判。

情人关系（包括嫖娼关系）亦是古今不变的一种官场交际。上述《官场现形记》所列举的三个“场”中就有两个“场”存有官员与妓女的嫖娼关系，可见晚清官员生活的腐化。晚清时代纳妾还属于合法的事，官员可以光明正大地纳妾；而在当代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下，谁都没有权利光明正大地纳妾，但这并不表明就没有“纳妾”行为。《国画》中有这样一句话“官当到一定的级别，身边有一两个情妇，似乎已成风化，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10] ²²⁷，尽管这句话略嫌绝对，但从中亦映射出当代官场的现状。无论是晚清时期还是当下，掌有权力和金钱的人都容易在情、色上犯错误。两部小说都浓墨重彩地对官员的两性关系作了描写，特别是《国画》，它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朱怀镜与妻子、情人等人的性交过程，对官员的两性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这是在警醒世人要注意处理好两性关系，勿让两性关系成为人性、职业堕落的根源，同时这亦是两位作者对两性关系在人的社会发展中的影响的思考，以及对人性中丑的一面的揭露。

利益朋友关系是官场中人必不可少的一种人际关系。从《官场现形记》到《国画》都对官员与其“利益朋友”交往的详细描写来看，这群利益朋友往往对官员的升迁起到一种穿针引线的作用，没有这群利益朋友，官员很有可能无法接触到高层领导，升迁也就遥遥无期。所以这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都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与利益朋友周旋。如贾大少爷与黄胖姑、刘厚守等人的交往，朱怀镜与方明远、裴大年、皮杰、张天奇、宋达清等人交往。官员与利益朋友的过度频繁交际往往是官员迷失自我，人格、灵魂逐渐走向扭曲和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如：陶子尧与魏翩仞、仇五科等人的频繁交往导致最后不得不与奸商勾结联合骗取国家巨额财产；朱怀镜 “晚上要么陪皮市长打牌，要么同皮杰、裴大年、黄达洪、宋达清他们吃饭、喝茶、打保龄球”以至于后来逐渐走向堕落。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官员的坏习气很多都是在与那些利益朋友交往时学来的。此外，这一类交际往往夹杂着利益的交换。官员与利益朋友间的交际包含了很多的官场伎俩，例如“阴奉阳违”、“官官相护”等。如，朱怀镜与张天奇的多次交往哪一次不是官场上的“官官相护”，尤其是他帮忙摆平“翻车害死49条人命一事”。朱怀镜的行为与《官场现形记》中的庄老爷耍手段设计、恐吓村民上诉胡若华的行为本质上无二样，同样都是官场上的“官官相护”现象。

所不同的是，朱怀镜事后会感到很内疚，“心里充满悲怆”，而庄老爷却为他的小聪明沾沾自喜，这也是《国画》与《官场现形记》的不同之所在。

 

（三）不同点分析

其一，《官场现形记》里有好几个故事重点提到官员与洋人的交往关系。官员与洋人的交往关系是晚清时期外国商人、军队、传教士非法或合法入驻中国的特殊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关系。那时候的洋人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权，有些洋人胡作非为，晚清官员因这些洋人有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作后盾而不敢轻易得罪他们。这样做的后果是，官员与洋人打交道往往是卑躬屈漆、奴性十足，即使牺牲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无所谓。例如江南制台昏庸无能，竭力巴结洋人，自己管辖区内的强盗处置都要询问洋人军官，主动把主权送给洋人。所以《官场现形记》中描写官员与洋人的交际主要是为了揭露晚清官员的无知、胆小怕事、丧权辱国的丑恶行径。《国画》中官员没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情景描写。这是时代和国家地位变迁使然。90年代以来的中国地方官员与外国人打交道主要是源于商业合作（也就是招商引资），外国人不可能干涉中国的内政，也不可能涉足中国的官场，因而再也不会出现如《官场现形记》中那样的官员与洋人的交际关系。《国画》中官员与外国人交际的缺失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地位在世界的提高。

                     

其二，纯粹意义上的朋友或者说真正的朋友关系在《官场现形记》中是缺席的，而在《国画》中列席了。这两者的差异不仅透露出不同时代的两个官场的不同，也透露出作者对官场的批判态度的不同，以及作者写作意图上的差异。

一方面，纯粹意义上的朋友关系存在与否反映了官员自身的性格特点，也反映了该时代官场中人的一些普遍性特点，具有反映当时官场形态的社会功用。

《官场现形记》中官员的人际交往都是非常态的交际，都含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要么为权利、要么为金钱、要么为美色……无一例外，没有哪一个官员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存在利益交换的朋友，这从中可以窥探出晚清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如此。可见，晚清官场的腐败程度和黑暗程度是何其深，官员的人格、灵魂上的扭曲与堕落程度是何其大，整个官场已经黑暗、腐败到无可救药了。

与《官场现形记》不同的是，《国画》中的朱怀镜经常作为一名当代知识分子，他做人的底线始终都把握住，没有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人性、灵魂也还不至于完全堕落和沦丧。所以，他在在逐渐被官场游戏潜规则的同时，在游走于官场人际网络的同时，还主动保持着与非官场人（如李明溪、曾俚、卜未之等）的联系。画家李明溪、字画装裱匠卜未之等是灵魂较为纯粹的人，与他们交往，朱怀镜可以放下他的面具，毫无戒心地与之相处，“只有在这样的朋友面前，他朱怀镜才是真实的朱怀镜” ^[10]138。朱怀镜主动与李明溪或曾俚等人保持着友好交往，这不仅体现出他人性善的一面，而且也反映出他在灵魂沉沦与扭曲的过程中挣扎过、痛苦过。朱怀镜的挣扎也代表着当代中国官场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那一部分知识分子很可能像朱怀镜一样“想做坏人又做不来”，这表明当代的中国官场还未被完全利益化，还存在着希望。

另一方面，纯粹意义上的朋友关系存在与否还反映了作者对官场及其中人的批判态度是否彻底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

李宝嘉在写《官场现形记》时，全写官员的非常态的人际交往，对官员的无利益关系的朋友交际只字不提，作者只看到官场及其官员丑恶的一面，而完全忽略其善的一面，这足可见作者对当时的官场、官员的厌恶、痛恨是何其深，对官场及官员是彻底的失望。作者作《官场现形记》就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官场及官员的黑暗、腐败无能，并施以彻底地批判和抨击，以发泄心中的不满之情，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11]。

而《国画》中作者在叙述主人公朱怀镜的沉沦、堕落的同时也让他在与李明溪、卜未之这类灵魂较为纯粹的人交往中看到了世俗的无奈和自身灵魂的扭曲，并使他时常厌恶自己、责备自己。作者写朱怀镜与这群朋友的无利益交往就是为了凸显朱怀镜这个人物的无奈与痛苦。作者看到了官场中人和事的可鄙、可笑、可恶之处，有揭露，有批判，但作者同时也认为，这并不是主人公朱怀镜一个人的错，造成中国官场目前这种状态，除了官员、官场自身要负很大的责任外，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也应该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因此，作者经常会为朱怀镜的不良行径开脱。在批判主人公朱怀镜的同时也对他表示怜悯、同情，所以在最后作者又让朱怀镜升迁了。作家借朱怀镜与李明溪、卜未之等人的交往帮朱怀镜开脱，反映了作者对主人公态度的模糊、暧昧，既有批判、抨击，同时又饱含同情与怜悯。对小说主人公的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作者对我国目前的官场状态的态度，也同样是批判之余又有所理解，批判、揭露的力度远不如《官场现形记》那么大。

另外，作者透过朱怀镜与好朋友之间的无利益交往表现朱怀镜这个人物形象内心的不安与矛盾，表现他内心世界的多重思想的冲撞与交汇。全书重在表现朱怀镜宦海的沉沦、情感的变化、灵魂的扭曲，重在写人，而不是写官场。正如作家他在《国画》的代后记里写道“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 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12]。

确实，与《官场现形记》比较就可发现，《官场现形记》确确实实是写官场，而不是写人；而《国画》尽管不如作者所说的是完全写人，但不可否认，这部小说主要是写人，写像朱怀镜一样生活在官场中的“想做坏人又做不来”的、还保有知识分子良知的官员。这就是两位作者在写作意图上的差别。

 

三、结语

 

《官场现形记》、《国画》的主要官员的人际交往透露这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从审美角度上看，官场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场”的描写从情节和人物上丰富了故事的内容，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而对“场”的分析则可以探讨小说的写作背景、时代和社会特征、人物形象（包括外在表现和内在性格特点）。

从文化意义上看，官“场”的描写和分析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官本位”主义色彩，“官”的地位始终都还是高高在上，尽管《国画》中的官已不如《官场现形》的官“高”，但仍脱离了群众，“官本位”思想仍非常浓厚。另外从“场”的主要人际关系网络，即权力的“磁场”（上下级关系、利益朋友关系等），可知官场的“场”在于中国人的权力意识（“官”），而这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而从政治意义的角度上看，官场小说“场”中非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利益朋友关系、两性关系等关系的描写是作者对官场丑恶现象、不正常现象的批判，同时也寄予了希望，希望能进行一场政治改革，以纯化官场。

 

 

参考文献：